“在社会建设上，我们要积极思考党委、政府的责任，不能左顾右盼，不能形成惯性，不能‘差不多’就好。”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荣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表示，深圳在社会建设改革创新上，有基础也有空间，要进一步做好改革的“加减法”，努力让深圳社会建设提升新水平、取得新成绩。

　　市长许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玉浦、市政协主席白天等市几套班子领导参加了学习会。

　　学习会上，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就“中国社会秩序建设”作学习辅导报告。郑永年围绕当前我国社会秩序存在的问题与困境、历史背景与原因、解决的策略与路径选择等，深入阐述了如何加强社会秩序建设这一重大课题，并提出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向社会放权等形式来实现强政府、强社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等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郑永年教授的报告对于我们加强新时期的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王荣说，新形势下，深圳要肩负好中央和省赋予的新使命，就要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树立世界眼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来审视和应对社会领域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认真总结过去30多年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切实处理好社会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努力将深圳社会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努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始终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而使我们的发展更加协调、更可持续；坚持‘政府尽责’和‘多元共治’相结合，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扩大公众的社会事务参与度，加快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主人翁’、‘受益者’的良好局面。”王荣说。

　　王荣指出，大家要从各自岗位出发，积极思考如何为社会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在社会建设中不能“左顾右盼”，也不能形成惯性，要思考哪些要放权、哪些要加强，积极做好社会建设的“加减法”。王荣表示，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为我市社会建设积极探索经验。今后，要继续加强这项工作，让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切实成为沟通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桥梁，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社会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谈社会秩序建设

　　“中国进入了重建社会秩序的战略机遇期。”在昨天下午召开的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中国社会秩序建设”学习辅导报告中提出，重建社会秩序应当实现经济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的平衡，建设“强政府、强社会”。而在建设“强政府、强社会”时，政府必须主动作为，“要打开城门走出去，请进来”。

　　党代表进社区可以充当政府与社会的桥梁

　　“现在，有些政府是‘城堡’政府，官员把自己关在城堡里，不关注外界。我认为，在建设‘强政府、强社会’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官员应该主动打开‘城门’，走出去，沉下去，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了解和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郑永年表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用定期接访的形式，了解社会的各种诉求，再形成函件督促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在中国，党代表工作室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一种社会建设创新。“中国有8000万名党员，如果他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么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将能更好地架设！”

　　郑永年认为，如果说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是社会建设中的“走出去”的话，那么还应该有“请进来”，即建立、完善公共决策机制，让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从而使政府决策更具有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重建社会秩序关键在改革

　　郑永年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建设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社会秩序面临失序的危险。为此，必须重建社会秩序。

　　“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改革。要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重建社会结构；通过改革达成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平衡以及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平衡。”郑永年认为，在一这过程中，要为国企设立经营边界，为民营企业让渡生存空间，扶持中小企业；要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包括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制度等；政府要向社会放权，实现社会自治，实现“强政府、强社会”，同时政府要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社会的监督管理。

　　法定机构可以成为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平台

　　在香港地区，270多个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非政府机构（俗称“法定机构”）和4万多个民间组织承担了社会管理的大多数职能。在新加坡，14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总体规划，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具体实施这些规划和政策的都是法定机构。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社会建设中，法定机构是政府分权给社会的最有效方式。“法定机构是半政府、半社会的力量，代表政府履行权力。法定机构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平台。而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实际上也可以往法定机构方向探索。事业单位可以转型为法定机构，这样能够在政府机构之外更好地执行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行使社会公共权力。”郑永年说。